2012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敬！拾玖精神》國際影人論壇文字記錄
主持人：羅珮嘉（2012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總監，以下簡稱：羅）
與談人（圖左至右依序排列）：
黃美瑤鳥（Miyojo Hwang，韓國首爾女性影展策展人，以下簡稱：韓）
黃日敏（S. Casper WONG，《露露與我》導演，以下簡稱：黃）
黎娜• 馬尼麥克萊 （Leena MANIMEKALAI，《死海》導演，以下簡稱：梨娜）
尼莉塔爾（Nili TAL，《辣嬤找春天》導演，以下簡稱：尼莉）
文字記錄：Mimijohn
照片攝影：Mavis Chen
即席口譯：藍貝芝＆張馨蓉
羅：歡迎各位來參加女性影展的國際影人論壇，雖然今年的焦點影人茱莉蝶兒因為工作和奶奶過世的緣故分身乏術無法來台，我們還是很開心的能夠請到三位遠道而來的影人跟在台灣的大家聊一下他們的創作之路。今天為各位請到了電影《辣嬤找春天》的導演尼莉，《死海》導演梨娜，接下來是《露露與我》的導演黃日敏，還有首爾女性影展的選片人黃美瑤鳥。相信各位都想先認識一下她們的作品、資歷和經驗，我們就先請諸位影人分別介紹一下自己吧！
尼莉：很高興看到大家，我來自以色列，今年已經六十歲了，是兩個孩子的媽，還有五個孫子以及兩個孫子即將出生。我一個還算有經驗的紀錄片導演，總共拍過三十多部的作品，從三十歲左右就開始從事影片拍攝的工作了。我的電影《辣嬤找春天》從2008開始拍攝，當時我已經離婚了一段時間。因為希望找個人能夠穩定的持續下去，這部紀錄片拍攝了兩年，2010完成。
梨娜：很榮幸能受邀來到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我的作品死海去年在東京女性影展首度放映，也非常感謝印度女性影展的努力，讓這部片子有機會來到台灣。我個人大概是二十二歲時開始從事影片工作，雖然這是我的第一部劇情片作品，但這也是我的親身體驗。題材是在講印度和斯里蘭卡已經非常多年的階級壓迫，主要場景聚焦在一個漁村，南印度和北斯里蘭卡都有坦米爾族這個民族，身處斯里蘭卡的他們屬於少數，也因為少數的身分受到的歧視甚鉅，甚至遭到政府軍的殺害而想要逃離國界，就連印度南部的坦米爾族人受到的也因為類似的歧視，在於兩國交界海域捕魚時被殺害。估計已經有十萬難民來到印度。本片使用類記錄片的手法來呈現這些難民如何來到印度，並再現漁民們被殺害的過程跟事件。影片拍攝好後曾被禁播，後來一直提出上訴努力，終於在七個月的時間後，一刀未剪地在印度呈現給觀眾們看，後來也得到了不少國內外獎項的肯定，這對是整個弱勢社群，這個議題本身，還有獨立電影創作的勝利。開拍完成至今十五個月來，巡迴過全球大小影展放映，謝謝大家的支持和青睞。
羅：昨晚《露露與我》播完之後，映後座談進行了長達一個小時有，真的可以看出大家都有多喜歡這部電影，現在我們請黃日敏導演為我們介紹一下自己吧。
黃：我二十歲以前有來過台灣，那時候我因為獎學金的緣故，從美國來到中研院工作實習，我本來是唸生物工程的，二十多年前，就在台灣的中研院認識了露露。露露是當時非常權威的癌症研究者，她受邀來台灣協助設立第一個台灣的癌症研究中心。對我來說，這次因為女性影展的邀請來到台灣，真的非常有意義。
後來，我當過律師，還寫過科幻小說，之後進入電影學校深造。當露露她得到了癌症，她竟然成了我的第一部電影的主角，我和她的故事也成了我作品的第一個主題。露露她在44歲時死於癌症，那是2001年的事，而我花了十年的時間來消化整理能從這段故事表達的話語。後來我才發現這個作品談了很多關於愛和死亡，還有很多我不了解的事。我覺得這些似是而非的感觸，還有這些年來的經驗對我來說很重要。當年和露露在台灣的相遇改變了很多，所以我想告訴大家，一定要珍惜生命中遇見的每個人，畢竟誰也不知道未來會怎樣發展不是？
羅：謝謝Casper，《露露與我》真的是非常感人的電影，好多觀眾還有工作人員看完都哭個不停，還沒看過的大家一定要把握機會來女性影展看一下。接下來請首爾女性影展的選片人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經驗。
韓：我是來自首爾女性影展的策展人，首爾女性影展在1997年創立，最開始的時候是雙年展，2001年才每年一次，每年的規模都會選入百部影片，還會有影人工作坊，還有社運工作者論壇等等，我們明天春天四月之後會開展，在影展後我們也會到全國巡迴，讓大家多去認識女性主義跟女性電影。很高興這次也在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看到了很多精彩的電影，謝謝邀請！
羅：接下來就切入國際影人論壇的正題了，請問三位影人在完成這三部電影，包括死海，露露與我，辣嬤找春天的過程中，分別在片子的行銷或製作上遇到的困難和挑戰呢？
尼莉：就個人來講，最主要的問題是我該怎麼面對自己，探索自己，用怎樣的心態讓世界看見自己的情慾。我發現非常多類似我這樣的熟年女性，希望可以找到共度晚年的愛和伴侶，這給了我很大的動力來完成這部《辣嬤找春天》。一開始也許超過三十個小時是讓人會疲累的，有的時候，我要一個人處理全部的器材，有的時候還有整個劇組都要同行，交通方式，現場執行等等，這些人力都耗費了非常大量的金錢。原本我其實打算記錄到其他和我相似的主角和她們的生命故事，不過我發現其實透過記錄自己就足以說出這個故事的內涵，也礙於資金上的現實考量，於是我決定自己成為主角。
梨娜：我在拍這部片的時候，每個環節都是問題，都是挑戰，包括怎麼找人，找拍攝對象，我該怎麼找戲院放映等等，因為想要處裡的主題真的太政治性了。斯里蘭卡坦米爾的解放運動在印度其實是不能夠被大書特書的，整個社會環境中就是這樣充滿了相關的禁忌。其實剛剛有提到《死海》的故事背景，南印度和北斯里蘭卡都有坦米爾族族人居住，北斯里蘭卡的居民受到的國家暴力。但面對相關事態的態度上，印度政府竟一直擺出大哥的姿態，軍售給斯里蘭卡的政府軍用來殺害自己的人民。我在個人經驗和情感上都跟隨著這個議題關懷成長，所以這就是我拍攝本片試圖誘發制衡的政治目的。坦米爾人受到種族歧視是一個很宏觀的討論，即便他們是印度國民，世世代代長居在那兒捕魚，只因為她們的種族，因為她們去漁獵，每年就有兩千人被屠殺。這分明是她們賴以維生的技能，她們應該擁有的權利，但她們只要來到兩國交界就會因為不同的理由被殺害，而又為什麼因為他們的種族語言背景就被殺害？這樣的議題是鮮少被討論的。
故事裡有個叫Rose Mary的角色，她就是一個真實的人物。其實這部電影可以是真實改編的，包括難民都是自己演出自己，只是有先排練好再行拍攝這樣。Rose Mary的兄長被殺害後，她來到難民營服務，她是社區裡面的居民對口行政單位的重要溝通橋梁。這個坦米爾族的漁村戒備森嚴，其實外人不能進入的漁村，我們在拍攝時甚至必須假扮成漁民才能入村。電影中百分之六十的影片內容，我們是用社區工作坊的方式進行排練才拍攝而成。每天拍攝都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這個社群多年前就形成了，漁獵更是最古老的歷史文明之一，為什麼坦米爾族的漁民們要被暴力殺害？這是這部電影想點出來探討的最大問題。
黃：我的經驗比較特別，其實最開始，我並不知道我要拍這部電影，《露露與我》處裡的影像也是更加私密而且自我的回憶。不曉得看過電影的朋友記不記得？本片開始的第一個鏡頭，就是當那通告知露露罹患乳癌的電話響了的畫面，我和露露其實很習慣互相拿著相機彼此拍攝，而當時我只是直覺想要拍下這個瞬間，甚至不小心調錯了錄影模式，所以那個鏡頭看起來才是偏黑白的，說來巧合也是緣分。大概是在露露得知罹癌的幾個禮拜之後，我才知道要拍記錄片，她最初想要把她自己當一個教材，紀錄乳癌療程以及會發生在乳癌病人身上的事等等。
後來，等露露過世之後，我也還不確定這部作品會怎樣誕生，不過我一直記得我當時有跟露露約定過，一定要跟更多人分享，然後讓大家一起討論和對話這樣的課題。露露是一個非常慷慨的人，露露相當大方慷慨地給予了我很多，不只因為我們為彼此付出的情感互動，還有她日漸消瘦的身影，重病嘔吐的畫面也都願意讓我記錄下來，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禮物，不只是因為他是重要的人，也是因為這個給予的無我無私本身，同時讓我對生命有了更深刻的體認。
黃：大概七年的時間過去後，我才意識到應該要把這些素材編輯成一部電影，但因為這是相當私密的經驗，所以在製作上最困難的地方，就是要找到一個專業可靠的合作夥伴幫忙，畢竟處理這些非常私人經驗的素材，就彷彿要找到一個很合適彼此的伴侶吧！此外，由於這個故事太切身，但作為公開播映的電影不能處理得太過於自我，所以我也需要這樣的一個客觀的角色，我需要一個人來提醒我說這個故事的角度。最後當然找到一個很棒的夥伴。她和我要怎麼配合著工作，應該就是這部片製作上最困難的地方。完成電影的過程中，我們在取材時作了一些決定，希望這部電影不只關於愛，不只關於醫學，不只關於疾病，不只關於生死，但也不希望談太雜亂的議題，更希望忠實呈現我和露露的情感關係，又花了很長的時間後製，直到去年的LA影展才第一次在觀眾面前首映。
羅：目前針對三位導演的創作有觀眾朋友想要發問嘛？
觀眾：身為女性創作者，有因為性別的關係，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尼莉：以色列現在關注的議題其實是種族，而且以色列大部份的紀錄片導演都是女性，女性影像工作者遇到的問題比較少。
羅：補充一點是，以色列的在台辦事處也曾跟我們女性影展表示，以色列當地的女導演人數非常之多。
梨娜：唉，我多希望我是以色列人啊！基本上，我爸爸是農民階級的，但還好有受過教育，因此我才可以入學唸書，並成為工程師，成為中產階級對很多人來說卻都是連扇門都沒有的。如果你告訴母親說，妳想當藝術家當演員，想要當從事藝術工作，就很容易被視為敗壞風俗的女人。我自己有另外一個身分是詩人，會去書寫一些情慾的內容，就常常會被輿論說成是蕩婦，當我在世界各地巡迴，有色人種，亞洲人，印度人等等的標籤都會被往身上貼，這確實會讓人感到疲累。成為公眾人物之後，我講了私人的故事，常常逃不開八卦，八卦甚至傳到連我媽媽都懷疑那些流言蜚語的真實性，這才體會到針對女性的社會要求真的很多。
面對這些，就我個人來說，還滿有挑戰性的，但我不怕挑戰。人生在世，選擇安全的路就走向無聊的人生，選擇危險的路就走向豐富的人生，人正因為會流血會感到疼痛才真實存在，我自己是這樣看待人生的。在印度，身為作為女性影人要生存真的並不容易，當然也有其他女性導演，很多時候他們發表了一部作品就消失了。在記錄片的圈子裡有比較多的女導演，從整體數據來看，女性記錄片導演比較數得出來的，就大約三十個人而已。印度的影展不算少，但沒有伴侶，沒有家人的支持，沒有朋友相挺，單身女性導演在經濟上確實是會有困難的，真的。
黃：我的經驗也許不像梨娜這麼激烈，不過有些經歷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不只是身在美國屬於少數的女性影像創作者，還是電影工業中少數的華人影像創作者。我曾經當過醫師和律師，都是很有挑戰性的職業，但就整個環境資源來說，要當一個女性影像創作者是更是難上加難。不同的壓力。2008年的統計指出，美國的女性導演少於總體人數的百分之三，亞洲人在美國全境也少於百分之五。像我這樣的渺小存在，確實是很難被一般大眾看見的。
即便我在全美國最好的電影學校畢業也得過不少大小獎項，但因為我沒有資源、沒有人脈，我所能做的，就是抓緊所有自己身邊擁有的東西，並仰賴身邊所有認識的朋友的全力支持。華裔女性影像創作者真的是我人生最大的挑戰，面對這個挑戰，我只想竭盡所能做我能力範圍內可以作到的事情，於是籌辦了美國華裔女性導演協會，雖然全美目前總共僅有八人入會，但我希望未來能有更多人團結起來，連結彼此壯大聲勢，就更有可能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
記得小時候，不管是大螢幕上或電視裡都看不到華人的蹤影。在美國看不見影集和電影看不見華人的故事。明明存在可是缺席了的感覺，是讓人不勝唏噓的。當總統歐巴馬當選的時候，我曾經親眼看到一位非裔美籍導演看著看著就落淚了。那個瞬間我大概能夠明白，什麼是被看見的差別，什麼故事可以產生力量。
從自己的嘴巴，用自己的身分說出來的故事，在共鳴發生的時候就產生了意義會有人在乎，不管妳是誰是妓女還是貧民，只要可以說出自己的聲音，即便挑戰仍然非常巨大，那個力量也會是巨大的。現在美國華裔女性影像工作者面對的狀況，仍然是沒有人幫忙，需要更多資源幫助，呈現在大家眼前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努力掙來的，也只有我一個人能承擔自己築夢的風險。
尼莉：我真心想要和在我身旁的各位致敬，大家都非常成熟有想法的女人，我覺得妳達到了，不管是誰，妳是中國鬼子還是像我常常被罵的猶太豬，身為女人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事情，然後用力去做就對了。
韓：我想先講，身為女性影展面臨的問題，是資金的籌措，還有要反思當代女性影展存在的意義，以及女性影展的社會功能性何在。韓國九零年代中期開始改變，軍事極權統治終結，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同時越來越多的影展如雨後春筍冒出頭來。年復一年，釜山影展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而小影展開始有壓力，更難生存下去。這當然和韓國觀眾看電影的習慣改變有關，在網路上在家裡就可以看電影了，就也不一定會想到到。女性主義運動的發展也是一個關鍵轉捩點，在早期性別運動還算興盛，女性主義的社群集結卻日漸無法壯大，網路集結容易，可是實際行動的號召卻日漸困難。我們想出的對策是，在籌辦主影展外籌辦更多的倡議活動，更希望藉此累積更多的資源，韓國女性影展在策略上便轉向全國各地巡迴普世教育的用途，不會把焦點放在主影展上。
至於韓國女性導演面臨的挑戰，在電影產業鍊中，以前都是師承制度有讓女性被排除，後來師承制度慢慢式微，女性開始進入電影學校唸書，參加影展投件也變得容易。但有學生反映說，從學業進入產業必須跨越的挑戰比較多，要怎麼打入原本都是男性主宰的社交圈其實是困難的。但就觀眾接受度來說，韓國觀眾對女性作品還有女性影展都是友善的。
羅：四位不同的創作者談了很多不同的階段，再來因為時間關係，有沒有觀眾發問，開放最後兩個問題？
觀眾：我想請問梨娜，請問您的作品中有沒有比較相關於種姓制度和階級的部分？
梨娜：剛剛妳提到的種姓制度確實存在於印度文化，但在印度這個國家，性別，語言和種族都有階級，說來非常的令人不平。往往人們對階級是盲目的，是看不見的，但看不見階級是件醜惡的事。全國共有百分之30的人民生活在貧窮中，經濟全球化讓貧窮化更嚴重。印度以農立國，80%都是農民，但農民因為沒有收入餓死的消息卻實有可聞。《死海》聚焦的對象正是印度底層裡面的更底層的階級，他們是不被看見的人們。其實印度因為種族分佈相當複雜，藉由官方語言教育的同化治理行為極其不妥，反對讓官方語言一語獨大因而必須倡導，印度很多其他地區的民族都希望可以獨立，不同的地方都有自己的獨立運動，各個族群的文化和主體意識都各有不同。這樣說來，印度整個國家上下團結其實很虛偽，但印度族群文化確實足夠多元。從政治來看，看到這麼多少數民族和受困於階級的人群和語言都被壓迫的情形，印度又怎麼能夠配稱一個團結的國家？
觀眾：我自己是一個業餘的電影工作者，還在念大學，所以我的主要觀眾就是我的同學，但在充滿聲光效果的動畫和電影環伺的影像欣賞環境裡，我的同學們一點也不願花時間看我的作品。另外，個人偏好含蓄隱晦地去處理我的影像和故事，反而常讓想要表達的東西就看不見了。我想要麻煩三位導演給我一些用影像說故事的建議和指點？
黃：身為一個美國的華人導演，其實我沒有想要讓自己想說的故事去符合既定的電影敘事方法，這樣的選擇當然在作品的基本勁爭力上或許就沒那麼強大，但我希望我的故事是獨特的，所以我選擇來到紐約，不去囊括主流好萊塢電影製程的學校學習電影拍攝。對我而言，拍電影的重點就不會是想要去競爭，重點在於我有我自己想說的故事，我有我想透過影象表達的內涵。
如果我不用我自己選擇的方式去完成，或許這樣類型的電影就就不會存在了。但是，如果我去拍了，我的觀眾我自己找到想看的電影。呈現我的替代觀點，這可以找到自己的觀眾，我願意堅持自己的表達手法，不需要從眾地走上同樣的道路。以《露露與我》為例，我會把我和露露的私密感情生活，為什麼我會有性向的轉變，為什麼會抽大麻等等，在作品完成時，選擇把這些攤在陽光底下，其實都滿尷尬甚至滿自我挑戰的。然而，這可以讓我完整地說出一個我想說的故事，我也很清楚地知道要在站在哪個位置說出這段生命故事又不失真，這就是我覺得影像創作者必須思考的事情。
梨娜：基本上，妳應該要去想想誰是妳的觀眾，她們就是妳們鎖定的對話對象。但我個人比較會去考量的是，我要表達的政治觀點是甚麼，我要說的內涵是什麼，其他的我就順其自然。妳可以多去思考一下什麼才是妳想要的。
尼莉：簡單來說，我是一個想說故事的人，我有一個故事想說，就算那個故事只有五個人聽，但我只要說完我的故事就好了。
羅：謝謝四位影人精彩的分享，不管是對他們的作品有興趣，或者意猶未盡想要再次回味，都請大家一定要把握剩餘的場次來新光影城看電影喔！感謝各位朋友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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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露與我》放映場次：10/19（五）13:00
《辣嬤找春天》放映場次：10/19（五）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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