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同在一起
貝蒂席爾
德國多特蒙德|科隆女性影展資深選片人;獨立策展人、影像工作者、媒體記者
多種因素讓人必須離開母國,遷徙到異地討生活,首先讓我們釐清,這並非要評判各種出走的理由或將之合理化。本單元的焦點應著重於女性:有些女性僅為求生存,例如必須從戰爭、政治迫害或無以維生、甚而危及生命的貧窮狀態中逃離;有些女性可能受到新生活的召喚而展開冒險,有些女性必須在赴異地工作以供應家人生活,或是因其國家貧乏的醫療水準而必須出國動手術。而且,特別是女性,總易被組織型犯罪網羅,最終成為強迫賣淫與人口販運的犧牲者。
這些各式各樣的情況是本單元各個故事的起點。隨著每個人的命運和他人命運有所牽連,也形塑了其他受害者或獲利者的遭遇。好比《等待八月》中,主角與六位年幼的手足留守在羅馬尼亞獨立生活,因為他們的護理師母親在義大利照護一對富裕的老夫婦,雖被需要卻同時也在經濟上受到剝削。導演緹奧朵拉・米赫伊強調這是結構性的現象:「我沒聽過哪個羅馬尼亞家庭裡沒有親人到國外工作,總是會有人從外地寄錢回家。」
這些電影是近十年來的作品,然而仍如當年初播映時同樣熱門且反映當代。其中有些影片是極為私密的,例如《慕尼黑-德黑蘭連線中》,娜葛・開洛與她母親的Skype對話,或是論述電影《消失的那一天》導演阿圖莎・吉沙芭蒂,在片中富有詩意地回憶起,她二十多年前穿越歐洲的遷徙旅程。她竭力闡述內在的離散狀態,並對「難民」或「尋求庇護者」的概念提出獨有見解。但令人悲傷的是,導演手中的攝影機呈現了己身游移、疏離的狀態與觀點。
拍攝移民主題時,創作者對於片中主角的態度是至關重要的。感謝許多慷慨的捐款,《中非少女漂流記》的導演弗羅里安・霍夫曼得以帶著十五歲的阿蕾前往德國進行救命手術。她是來自中非共和國首都班吉戰區的年輕女孩,出發前她向村民告別,並說:「勇氣就是肌肉。」德國精良的醫療正等待著她,儘管難免膽怯,我們仍感受到她的力量。或因語言不通,阿蕾在片中並不多話。攝影師卡塔琳娜・迪絲納貼身拍攝,花了許多時間找尋無法用言語表達的強烈形象,如她的寂寞、冷淡、欣喜、痛苦及悲傷。這部影片的拍攝需歸功德國友人的慷慨金援,但資助終告用罄。最終阿蕾藉由回望自拍的拍立得照片,傳達了她對這一切的感受。
選擇不同的形式策略,避免讓故事主角感到屈尊俯就或二度傷害。導演安雅・薩洛摩諾威茲在處理女性人口販運議題上,採用了敏銳且智慧的安排。影片中,處在不同事件、場域的關係人如海關人員、鄰居、車伕、外交官以及計程車司機,向記者娓娓道來。此一跳脫被販運者的拍攝視角,印證了組織型犯罪背後的複雜社會結構和習於窺私的媒體有多麼離譜!
若社會的本質就如同一個大型實體,每個環節都想親力親為則社會無從持續發展。這些影片強調你我之間的強韌連結,每個人都是正在進行的全球遷徙的一部分。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即富裕國家最初透過經濟策略,在世界的其他地區創造了苦難與貧窮。強奪資源的新殖民主義、掠奪土地、剝削廉價勞力、破壞當地市場、氣候變遷造成環境災害、濫採資源、供應武器給動亂地區、與獨裁者生意往來... 這份直接導致移民生成的清單還可以繼續列下去。那麼試問,來自泰國的勞工和芬蘭農村的雲莓會產生什麼互動呢?《漿果之罪》的導演伊蓮娜・塔芬薩里將全球化資本主義的謬論濃縮成一則小故事,藉此諷刺直指種族偏見如何與每日的經濟利益及剝削外勞產生連結。
「我們同在一起」,這也是戴安娜・蓋伊於其小說處女作《在星空之下》的主線。本片的旅行者在三大洲之間流轉,但未曾鬆脫與彼此的連結,就像天空中的點點繁星。他們的旅行有點隨性,帶有驚喜,但沒有刻意營造的戲劇效果。在全球化的世界裡,我們都與彼此相連,沒有「他們」和「我們」的分別。
對於移民的爭論仍然在德國的每日新聞中盤踞篇幅,討論的細節之一是民族主義者的種族偏見論點,他們對女性的看法尚停留在十九世紀,但卻譁眾取寵的自比為女性主義者,夸夸而談針對「外來者」的醜惡思維。發生在2015年跨年夜,年輕穆斯林男子在科隆車站性侵多名女性的關鍵案件,正是撻伐的目標。
德國文化學者Dietrich Dietrichsen稱德國新種族主義右翼與伊斯蘭主義為「新傳統」(neo-traditional),因其「以固有的偏見為基礎,但大多論述與事實不符」。在「自我中心策略」中,他們組成了「我群」,對於何謂德國人,以及何種人等該被排除,都有特定且狹隘的定義。本單元將探討那些被「我群」隔絕在外的身分,辨識分裂的策略,梳理誰排除了誰的問題,最終指向排外所能獲致的利益,藉此看見種族偏見如何運作並藉機牟取經濟利益。導演們運用清晰的藝術視角,期待將觀眾帶往更好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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