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T媽媽》映後座談QA記錄(台中場)

 

片名:《我和我的T媽媽》

場次:台中日日新2A 10/21(五)14:40 ★

主持人:江郁欣│台灣女性影像學會理事

與談人:黃惠偵│《我和我的T媽媽》導演 、李嘉雯│《我和我的T媽媽》製片

 

 

江郁欣:

大家可以趁這個時間稍微想一下,沉澱一下心情,待會如果有什麼問題想要跟導演提問或是交流的,可以稍微分享一下。首先要先恭喜導演,長版的《日常對話》有入圍今年的金馬獎,今年11月也會在金馬影展播放,入圍的是最佳紀錄片獎和最佳剪輯獎,大家可以幫他們集氣。我想大家會有一個好奇,就是說導演作為這個影片的局內人,作為主角之一,是在什麼樣的契機和勇氣之下,去拍這樣子的影片?因為導演之前也拍過兩部作品,過去都是拍別人的作品比較多。這次拍自己的故事,有沒有經過很多的掙扎,還是已經想了很久,想要做這件事?

 

黃惠偵:

謝謝主持人。今天也謝謝大家在這個非假日的上班日來看,我其實還滿好奇,你們為什麼都可以來看電影?但是看到這麼多朋友來看電影真的很高興,真的很感謝你們。剛剛主持人問到說,其實我以前都是拍別人,拍的是比較議題性的東西,因為以前做的是移工相關的工作,所以我拍的片是跟移工相關的。我覺得拍自己比拍別人還要難,其實這也是為什麼我早在1998年的時候就已經想要拍這部片了,可是拖到2014年才真正開始拍攝,是有找專業的攝影師來拍。之所以拖這麼長時間也是因為有很多掙扎,這後面可以再多談一些。

 

李嘉雯:

我跟導演2012年認識,2013年開始發展這部影片,2014年找到工作團隊。我覺得這樣一個私密、私人的題材,團隊就需要去思考怎麼樣的工作團隊會比較適合。拍攝過程導演也必須鼓起勇氣去分享,所以這整過過程其實很辛苦。

 

黃惠偵:

其實這部片我看了好幾次了,剛剛還是有偷偷掉淚。因為真的是誠實到讓人覺得心很痛的感覺。尤其這樣把自己活生生地剖開,看了真的會起雞皮疙瘩。我自己先不說太多,比較好奇現場有沒有觀眾有疑惑或好奇想要問導演的。

 

QA時間


Betty Schiel:

Do you think is it possible at all to speak to your mother without a camera between you?(妳覺得如果沒有透過攝影機,妳能否和母親進行這樣的對話?)

 

黃惠偵:

我覺得如果沒有攝影機在場,就不會發生這一切,我也不會跟我媽去講那麼多事。之所以拍這部片,就是因為我和我母親不知道怎麼去達到溝通,我希望我能對她說點什麼,她也能對我說點什麼。因為我們的關係一直以來都是不溝通,那個不溝通我覺得有好幾個原因;一個是過去那些事情我媽其實不想提,一個是我媽她生長的那個環境,以及她身處的階級,用語言或者是文字溝通都不是她所能夠做的。她唯一能夠表達的方式就是,她會買東西給我們吃。因為她從來沒有用文字或者是語言去表達其實她關心她的小孩。

 

江郁欣:

像剛剛提到的,如果沒有攝影機在做這個紀錄片的話,可能這一切都不會發生。那我也會很好奇,這樣相對來說這部紀錄片的整個團隊也好,不管是攝影機也好,會對療癒有幫助的部分,也可能是有助力。但是這麼多人在場會不會反而也是一種阻力?

 

黃惠偵:

所以當我決定要拿起攝影機去拍攝我母親也拍攝我自己的同時,其實我也知道攝影機一旦介入,或者是有某些人的關心的時候,在鏡頭前的人就是一定有壓力。比較多觀眾看到的是我媽媽承受的壓力,但是對我來說那個攝影機是同時對準我們母女。我也希望透過攝影機去逼我自己把那些一直沒有辦法對她講的事情,把它講出來。所以妳說是不是一種療癒?我覺得能拿起攝影機來拍我自己,已經是我自己治療我自己的一部份了。但是我媽沒有辦法去提她過去的任何事,我甚至是到了要拍這紀錄片,我才知道原來家暴這件事情對她來講是那麼沒有辦法去觸碰。小時候,她是同性戀的這件事情已經讓我很難去處理和面對,但我沒想到其實原來家暴這件事情對她來說才是更大的陰影。所以療癒這件事情不只是對我自己,也希望幫我母親找到一個方法去面對它。

雖然是拍私人題材,但是我們有一個團隊。在拍一些場的時候我們會討論是不是需要有工作人員在那。譬如說拍我媽和她女朋友在外面的時候,就可以有團隊去。可是大家應該對餐桌前那一場印象很深刻,那一場基本上就只有三台攝影機,沒有攝影師。攝影師幫我們把攝影機架好之後,就離開那個現場。攝影師就說那是他拍過最輕鬆,但是也最緊張的一場,因為他把攝影機開好了,燈也架好了,然後他在樓下一直逛啊逛,就很擔心會不會出現任何問題。我們都知道那場戲是沒有辦法重來的,所以像拍攝這樣子的場,有些就是要把人數降到最低,完全沒有外人在。

 

李嘉雯:

我補充一下,因為做影像工作的,很多人喜歡自己拍自己導自己演自己剪。但是我會覺得說因為這樣私人的題材,反而有個團隊能去討論,對這整個拍攝過程其實是有幫助的。就和惠偵剛剛講的,她是透過攝影機、影像去和媽媽溝通,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也會去聊她想要表達什麼,或者是她想要達到什麼。如果是自己在製作的話,可能腦子裏面會打轉,或是打結,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或是跨不出那一步。所以我覺得有些時候有同事一起討論是好的。

 

江郁欣:

過去大家對紀錄片的印象就是導演自己扛著攝影機就出去一直拍,可是現在要拍的是自己的東西,有很多不管是創意的部分,或者是製作的部分,相對來說就很難自己去做這麼多的事情。不管是製片或者是團隊,就會扮演著很重要的腳色。我也好奇在創意的這一塊,會以惠偵的想法為主嗎?還是說會經過更多的討論?想知道那個拿捏在哪裡。

 

黃惠偵:

基本上我跟工作團隊都有簽合約,合約裡面有一條是他們要跟我討論,但是最後決定權在我身上。拍攝的過程中我們一直都在討論,且團隊不只是我跟製片,拍攝團隊有兩個實習生,他們不是科班出身,但對題材跟拍攝很有興趣,也會一起參與討論,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尤其像我拍這麼新的題材,我在我的拍攝田野裡生活了快四十年,我覺得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但我今天要講一個我什麼都知道的故事的時候,我不見得能講得讓不是我們這個家庭裡的人能夠了解。所以不管是製片也好,攝影師也好,實習生也好,他們可以適當地提出一些站在他們的觀點,對影片可能有不理解的地方。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雖然拍一個私人題材,但是我卻有一個團隊。我覺得這在創作的過程是很好的。創作一定有需要孤獨的時候,但我覺得有更多時候是需要討論的。

 

李嘉雯:

畢竟我們拍片就是希望有觀眾來看,所以我跟惠偵也討論很久,希望能協助她把想要做的做出來;但是一方面我們也要去挑戰她,去討論有些地方她是不是要這樣子講,或者是要怎麼去把它表達出來,攝影師也會提出建議,怎麼去讓這個片更有層次。

 

Q1:

導演好,我原本第一個想問的問題是這影片是不是一個妳和母親和解的過程,或者是療癒的過程?剛剛在前面的討論中,某種程度母親還是沒有辦法對過去有所交代。那我就想問第二個問題,會不會一直在挖掘母親過去的時候,讓母親一直在回想過去的那種痛苦時,造成二度傷害或是創傷?謝謝。

 

黃惠偵:

這就是我決定要拍這部片的原因,因為我看見她其實一直在想,但是她卻從來不去提。我為什麼覺得一定要講出來,是因為我覺得過去那些事情就是一道傷口,我們都用很奇怪的方式想要讓它變好,可能用一些東西去把它蓋起來,五們從來不去好好清理那個傷口。所以即便說出來這件事可能會帶來一些暴力或痛苦,就像醫生把傷口清理乾淨的過程,你一定會覺得痛,可是你會覺得必須這樣做的。不是我們就彼此假裝沒有這件事,但是明明我們都知道。像你剛剛說的和解,其實我拍這部片,和解有很多層,一個是我跟自己的、一個是我跟我母親之間,還有我母親和她自己過去的事。我覺得拍完這部片子,我完成的是我跟我自己,和我跟我母親。我母親和她自己,我本來想得比較天真,就希望可以完成,但最後發現沒這麼容易。因為光是我和我自己的部分就花了快要四十年的時間,才有辦法真正去面對,找到一個方法去理解。如果我媽是用六十年的時間,一直在用她的方法在面對那些過去,那我很難光是靠拍這部片就能夠幫到她。但我很開心有拍這部片,因為至少我跟她之間的關係是有改變的。

我們今年三月才進行首映,我就有邀她來看,她的反應比較像是在看一部超大的home video,她會一直指著說誰小時候怎麼樣,也會對影片哈哈笑。她在現場沒有哭,但我有注意到她眼眶有紅紅的。那天首映完回到家大概是十點多,我那天很緊張,沒吃到晚餐,我媽一回到家就開始做東西給我吃。而且在首映完整整一個月,我真的有算,我媽在看完首映之後就對我很溫柔,我本來以為只會持續幾天。因為我媽是那種比較不會管理自己情緒的人,所以她常常情緒起伏大,常發脾氣。但她自從看完首映之後,整整一個月情緒品質都超穩定的。我覺得還好是用影像去告訴她我想要講的,我覺得她是有接收到的。而且我們最近有很多場,像是明天要在酷兒影展放,她就問我有沒有票,她要帶女朋友們去看。而且幫她拿票很麻煩,因為有些女朋友可能不能坐在一起,所以我就覺得很頭痛,一旦時間有變動,就非常難協調。我覺得她也是用這種方法在告訴我她有接收到一些我傳達的訊息。

而且拍這部片一開始我看到的影響範圍是我跟我母親,但後來有擴散影響我的其他家人,譬如說我妹妹,我妹她從來不會去提她有一個女同志的媽媽。這部片開始拍以後有個粉絲專頁,有一天我就看到我妹有轉貼粉絲專頁的文章,說這個帥氣的女主角是我媽,導演是我姐姐。我看到她轉貼的時候心裡就很開心,這對她來說也是一種出櫃。我就對她說妹妹也出櫃了。因為我過去一直以為我們家是沒有櫃子的。因為從小我就會看到我媽帶女朋友回來,而且她也會帶著她女朋友回去看我外公,所以其實她的兄弟姊妹都看過她的女朋友。而且甚至我媽有一任女朋友,只要她們吵架,她就會打電話給我舅舅告狀。所以我覺得很有趣的是,大家應該有印象其中有一場是我去拍阿姨和舅舅,我就問他們知不知道我媽是女同志,他們是在完全分開來的情況下做訪談,所以他們並不知道彼此的回答是什麼,也不知道我各自問了他們什麼問題,但是在我問他們這個問題時,卻異口同聲地答說不知道母親是同志,或是說陣頭好像快來了,或是要去洗衣服這類毫不相干的事情。可是其實我知道他們明明都知道。在拍之前我一直以為他們會回答說知道我媽是同志,站在家人的角度我完全沒有想到他們的回答會是不知道;可是站在拍片者的角度,就會覺得這真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當下我就覺得一定要把他們三人剪在一起,因為有趣的是他們呈現的是,此時此刻還有很多同志家庭在面對這些事情是這樣做的。

 

Q2:

我看到片尾字幕的監製是侯孝賢時很驚訝,想請教導演是怎麼請到侯孝賢來做監製?然後他在這部片的參與程度有多少?我在看影片時,也有看到一些比較詩意,像是拍雨水的空鏡,想請問導演為何會有這樣空鏡的處理?最後是我想要分享自身心得,因為之前做過志工,在導演著手進行拍片計畫時就已有耳聞。所以今天特別從台北到台中來看。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同志,在看預告片時就覺得可能會被這部影片打動。我自己也想過是否要跟自己的媽媽出櫃這件事,之前也拍過性別議題相關的紀錄片。但是導演也是想了很多年才拍這部紀錄片,這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鼓舞,應該可以著手去進行這件事,謝謝。

 

黃惠偵:

謝謝妳的分享,還特別從台北下來,希望妳可以繼續拍,繼續做。其實我們拍這部片的過程很有趣,妳有看到侯孝賢的下面還有一個林強嗎?這應該讓大家很驚艷。關於侯導的部分,因為我不是拍片的科班出身,只做過社會運動,所以跟侯導是在社運場合認識。因為我們會不斷地跟社會賢達們報告有關抗爭的進展,久了也會認識在做運動的人。有次是去跟朱天文、朱天心老師她們報告運動的近況,她們知道我在拍片,那時候拍片遇到的一個狀況是要跟NHK合作,但因為沒有法人,所以無法與國外進行簽約的問題。後來朱天文老師她們知道之後就跟侯導講,後來當天就接到侯導的電話。侯導就說願意當我們的監製,可以拿他的公司去跟NHK簽約。我覺得他真的是個很好的前輩,不只是在拍電影的路上,而是做為一個人生的前輩。我覺得他作為一個台灣人,是一個非常好的台灣公民,他真的很關心所有在台灣發生的事件。

那林強則是另一個故事。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會有比較詩意的畫面,我覺得畢竟是要用影像講故事,我也不希望整部片一直在講話,所以我覺得這就是有團隊的差別吧。原本的想法就會被團隊挑戰,因為要考慮到觀眾。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找個專業的攝影師,不然就會像拍home video一樣,而且這在影像敘事上是需要的,所以我們用這樣的畫面。其實我在講的事情大多是過去的事情,我有想過過去發生的事情會不會需要一些動畫或者是要重演,但這些都是經過很多討論之後決定不要,因為動畫很昂貴,而且也不知道畫出來的東西可不可以用;重演更不用說,如果演不好就會很像《玫瑰瞳鈴眼》或是《藍色蜘蛛網》。我絕對不想要影片拍出來像這樣,所以後來這兩個想法就決定不要。唯一的方式就是用比較不是寫實的,比較詩意的方法去呈現情緒。

 

范情:

很高興能在這邊看到這部片,還有聽到導演及製片講的拍攝過程。對我來講,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溝通是藉由攝影機拍攝的過程來達成。剛剛導演也提到藉由這個過程她跟自己和解,媽媽看到這個片也是情緒都不一樣。那我自己的解讀就像是導演是透過攝影機來做溝通,媽媽是不是也是透過看到一個故事,其實是她自己的故事,好像透過別人的故事,得到自己的紓解。就像是透過影像投射自己,我自己是覺得很像是這樣的一個過程。我想要問的是就導演來講,妳的動機和目的非常清楚,但是要拍這樣的影片,妳是如何說服母親來一起合作拍這樣的一部影片?以及在拍這部片的過程中,妳母親對拍片的想像和想法是什麼?

 

黃惠偵:

其實我媽情緒的起伏很大,所以她心情好就拍。我從1998年就買攝影機拍,什麼都拍,雖然拍她的時候她會說不要拍或沒什麼好拍,穿著吊嘎不要拍,穿四角褲不要拍;拍她出去玩很帥的那一面,她就是沒問題,而且她還會照顧團隊,買東西給他們吃或要他們休息之類的。所以我覺得最難的是我要跟她講話的這部份,我們各種方式都試過,一開始我就跟她說要拍家裡的故事,也跟她說或許拍這個影片對跟我們家有相同經驗的人是有幫助的,她心情好的時候就說好,但心情不好的時候,問一個問題她可能會就想離開。我就會跟她說可是已經付了攝影師錢,八千塊很貴,如果妳走了就很浪費。其實多少有耍賴的成分在,因為作為家人,就有這樣的空間。我們就試著不斷地去說服她。但她其實也是看到影片完成她才知道我在幹嘛,中間的過程其實她也不是完全清楚我在做什麼,可能只是想以前那樣在拍home video。後來看到專業的攝影師,她會問是不是要在電視放,那時候就有準備她可能會在電視上被看到。不拍的時候也要跟她溝通拍攝這件事。但其實我媽拍到後來,她早上起床看到三台攝影機架在那裏,她應該心裡也有個底,知道我要問她什麼。

 

李嘉雯:

我說明一下,其實確實有發生我們在拍的時候媽媽是不講話,當然也可能是她不習慣。那我們討論了很久,就決定拍,把聲音也拍進去,也鼓勵導演和媽媽講話,如果媽媽不肯講,就讓導演先表達。一方面是讓導演鼓勵媽媽,一方面也是讓導演跟媽媽說話,慢慢地就會有些回應。這些都是一個過程,也花了很多時間,媽媽才願意開始講一點。但是的確剛開始的過程是滿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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